◆ 探尋遺忘的城市源頭：台北

1858年，由於「天津條約」迫使淡水河、基隆河、大漢溪與新店溪貫穿的台北盆地，從北、西、南三方面都必須經由橋樑才能進入城市中心區，台北如同是在盆地中央的島嶼一般。因商船碼頭而最早興起的艋舺以及後來因上游河道淤積而興起的大稻埕，位於大漢溪與新店溪匯流成淡水河之處為台北的發源地。

1895年4月17日簽訂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台灣雖在同年5月25日成立「台灣民主國」試圖獨立，不過在6月7日，日軍便攻佔台北城，6月17日在台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典禮展開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隨時展開的建設則是先拆除1884年才完工的台北城牆，並且將城內清朝的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台北府署、淡水府署以及民間信仰的媽祖廟天后宮、台北守護神城隍廟、文廟、武廟都加以拆毀，試圖斬斷城市的文化認同。在「三線路」的中山南路、中華路、愛國西路與忠孝西路所圍的「城內」建造了台灣總督府（即今總統府）、裁判所（即今司法院）、台灣銀行、新公園、軍司令部、憲兵隊本部等官署以及專供日人使用的公司、商站街與住宅區。

代表台灣殖民統治總本部的「城內」讓台北向東發展，逐漸脫離了淡水河的關係，原本沿河形成的南北軸向的城市方位也運用公共建築物的配置加以調整，創造出具有政治意涵的朝東都市軸向。1900年完工的台北淡水河堤更切斷了城市與河流的關係，對於日後的城市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04年不到9萬人口的台北已成為台灣人口最多的城市，1905年擬定15萬人口都市計畫，1932年更擬定預估到1955年可達60萬人口的大台北市區計畫，不過也察覺台北的發展將面臨無可供開發利用之土地的問題。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受降的日軍終止了台灣五十年的日據時期。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決定遷都台北，12月10日蔣中正抵達台北，使得台北由地方首府立刻躍升為國家首都。為了掩飾曾遭受殖民統治之恥，日據時期「城內」所做的建設除了一些具有實用性的官署因為充當應急的行政部會而保存下來之外，絕大部份具有日本文化象徵意義的神舍與封院全都被拆毀，再次試圖抹去城市的文化集體記憶。

1967年人口已超過100萬的台北市改製為院轄市，並於1968年將景美鎮、木柵鄉、南港鎮、內湖鄉、士林鎮、北投鎮等六個鄉鎮合併入台北市，土地面積由67平方公里擴大為272平方公里，雖然為城市的未來提側充足的發展空間，不過也讓台北的發展完全脫離城市的發源地，信義計劃區的新都心政策完全改變了城市原有的結構，致使原本城市商業核心的艋舺與大稻埕日趨沒落並淪為城市的邊陲地帶。由於漠視河流在城市中所具有的實質功能與象徵意義，讓台北失去了河流原先帶給城市的生命力。

經歷原先的移民市、日據時期的殖民城市到國民政府的臨時性首都，使得台北不僅在保存文化集體記憶的城市發展的文化資產幾乎消失殆盡時，日益高張的本土意識雖然逐漸引發對台北老街的懷舊，不過僅存的片段憶已很難再拼湊出歷史的原貌。最令人惋惜的是，在克難的、臨時性的與沒有願景的心態下，犧牲城市文化內涵的代價所得的並非創造優質生活環境的偉大政策，往往卻是一些應變的補救措施。

由一直拖延到1986年才由經建會通過興建的台北捷運係統，便可以看出從1967年升格為院轄市便開始由中央派任市長27年中，來自中央支持的政治力量並未掌握契機為台北規畫出長期的發展藍圖。相較於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在拿破崙三世統治其間全力支持所任命的官員歐斯曼（Georges Haussmann）經過廿年的建設讓中世紀的城市得以轉型成為現代化首都而言，台北在轉型成為世界級城市的過程中似乎沒有得到政治人物給予適當的關愛眼神。

儘管如此，1994年恢復市長民選之後，似乎為市政建設帶來了一股新的活力，透過人行道重新鋪設、西門徒步區、中華路林蔭大道以及總統府廣場再造首都核心區發展的行動方案都可以看到市政府開始重視何讓台北發源地的西區不至於淪為衰退的老舊市區。許多的街頭文藝活動也得到市民熱情參與，逐漸為台北增添更多采多姿的生活樂趣。城市是無法完全由專業者規出來的，而必須是靠生活環境，甚至要求專業者為提升城市的實質環境品質貢獻更多的心力。台北的未來當然是操縱在台北人手中。

（以上文章摘自建築Library 系列《台北建築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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