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談倫敦

1979到1997年間，英國由保守黨執政。1980年代初期，首相紫契爾夫人著手解除各種國家必要基礎建設的管制規定。解除國家控制，原本是預期能推動競爭，而且也預期競爭的結果會帶來更好的服務。鐵路、電訊、水、瓦斯、電力、監獄、監獄安全和公車服務，這些都只是被全面或局部利有化之公共機能的一部分而已。相關的責任從地方政府或國營公司轉移到獨立的私人機構；但萬一他們輕忽或是破產了，那麼相關的服務便會惡化。1986年，由工黨所運作的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遭到廢除，於是整個城市唯一的喉舌就被無數特定利益團體取代。其結果是無法為形成城市基本建設的公共服務制訂相關標準，並且也缺乏相關的協調。

建築上，一方面是新的公共住宅嚴重不足；當地方政府的房客（指公共住宅的承組人）在1980年代被鼓勵去購買自已的住宅時，政府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屋量。另一方面，我們同時又見證了建築的榮景，這榮景主要集中在倫敦西提區（金融中心）和低度開發的碼頭區，那兒有英國和北美來的開發商，要蓋大量的辦公空間和豪華住宅，供那些高薪的員工使用居住。水泥或鋼骨結構的大樓加上花崗石外牆與冒險性的流行—古典題材，可以很快地為任何一家公司提供一個速成的宏偉立面。雖然這些投機性建築當中有少數能被列入傑出建築的名單中成為典範，但這是集體性的社會、經濟、與建築現象。

工黨於1997年5月執政以來，至今提供公共住宅的責任已大富交到獨立經營的住宅團體手上，後者只提供數量有限的平價住宅。1980年代初期與中期引起發論論的關建事件，是查爾斯王子廣邀大眾參與一個「古典主義對現代主義」的辯論。王子似乎很自然地認為，住在帕拉底歐風格（Palladian-style）的囊底路（cul-de-sac）社區，和在都譯風貌的起級市場裡購物，就可以留住英倫三島的文化精髓，保護我們免於現代主義粗陋品質的威脅。位於聖保羅大教堂周邊的派特諾斯特廣場（Paternoster Square）再開發案，以及巴倫波對於梅平對韋伯（Mappin & Webb）大樓的開發計畫，都處於這些辯論的中心。

每一件建築背後，都存有政策與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其中最重要的案例，就是位於碼頭區的加納利碼頭開發計畫。為因應新資訊時代的商業環境，新的都市金融中心開發之必要（像台北市的信義計畫區？）以及主導開發者對空間的思考邏輯。建築的空間、造形與整體規劃，最根本的考量就是如何有利於資本的運作。在這樣的思考上，企業也發展出一套他們對辦公建築的原則，形式、空間、材料的建築呈現，都直接或間接地服膺著。這些有助於我們瞭解，為何大家都市的中心商業區都相似的風貌和氣圍。

從歷史上看，城市裡屬於工人階級的地區──大多是東區（East End）已放任其哀敗，尤其在碼頭區的工業哀退之後，東區已成為舉國貧窮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對於加納利碼頭開發案的專注，則強化了社會和經濟的分岐。最近有一項嘗試企圖補救上述分岐，並經由下述做法再度宣示地方社區的需要；在無法負擔倫敦中心區高租金的藝術家和小商家東遷後落腳的地區裡，提供醫學中心、學校和青年俱樂部。但整體而言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上文章摘自建築Look 系列《倫敦》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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