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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棄絕的--「瘟疫之城」與「盲目之國」》
 Ψ 沙浮貓 (2003-02-17 23:35)
奉貓命貼文獻醜,請多多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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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盲目》,我不得不把《瘟疫》重看一遍。然而,除了「傳染」,與「隔離」這兩點,讓我一進入《盲目》馬上想到卡繆的此本「圍城」名著之外,兩本書無論敘事風格、故事結構、空間感等等,都差距甚遠。

「瘟疫之城」描述的是牆內生活,還存著「希望」;「盲目之監」無論獄內獄外,皆是荒漠。

讓我們從頭來過--某條繁忙大街,一個男人開車中途,眼突然瞎了。好心人把他送回家,也順便把他的車子偷走;男人的女人,不能相信這種突然瞎眼的事,翌日,他們去找眼科醫生。眼科醫生用精密的儀器全都檢查透了,查不出病因。當夜,眼科醫生在家中翻閱相關醫學書籍,想著這個奇怪的病,然後,一眨眼,他也瞎了。這個瞎眼症像連鎖反應般開始蔓延,只要曾經跟得這個盲眼症患者接觸過的人,早或晚,都會染上這個奇怪的病症。

盲眼之國的政府,還挺有警覺心。第一批患盲眼症的病人,很快就被隔離。在一所監獄。隨著故事的推進,你可以想像,時光,讓全國皆盲。但有一個例外。沒有人,包括這個例外之人,知道她為什麼躲過這場災難。於是,我們,讀者,也同盲眼人一樣,全都得透過她的眼睛看這個世界。
這是《盲目》故事的主軸,如同慣例,我們不講結局。

讓我們來看《瘟疫》--故事發生在一個有二十萬人口的小城,從一些嘴巴尖端帶著鮮紅血班,八字舞著,然後暴斃腐爛在街上、城市各處的老鼠開始。當死老鼠的數量開始暴增,人們有點慌張。接著是人的死亡,從十位激增到百位數、千位。這個「瘟疫之都」的政府心態比較逃避,直到事態頗嚴重了,才宣佈圍城。敘事者,是我們這個城內的一個醫生,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城內生活,是透過他的眼所記載下來的;其中的一部份資料,是圍城期間,一個外地來的記者的筆記,由敘事者所節錄。
在薩拉馬戈所創造的盲目之國中,大部分的時間,我們擠縮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外面的世界如何,我們無法得知。監獄裡面,沒有報紙,有也看不到;唯一的小收音機,因為電池的缺乏,很快便失去用處。新的患者進來,也無法帶給我們外界的訊息--對他們來說,世界變得如何,已經不重要。生活--當然我們稱它為生活,如果,我們將生活這兩個字返回字面的意義:為生存,而活--在意的事情首先便是溫飽。為了溫飽,在這個空間裡面上演的,是食物之爭。
所有一切的民生必需品,是由人力所造就出來的。更確切的說,是由龐大的明眼人力所造就出來的。這個世界,畢竟不是由盲眼人所統治,因此一切的設備,都是以「你看得見,所以你能做」的思維去設計的。你可以想像,這個禁閉的空間之外,很快也成為廢墟,而廢墟裡除了垃圾、穢物,便是如狗一樣四處嗅著從風中、空氣裡傳來任何食物味道的人們。

徹徹底底失序的世界,有人想到了「組織」這件事。但是,在《盲目》裡,組織其實從未曾真正建立起來過。因為,一群人所找到的有限食物所分得的,還不如一個人自己找到的來得多。從利己的角度,很容易這樣思考。因此,與其說它回復成原始部落般的狀況,不如說,「盲目之國」所返回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荒漠--我們甚至在這部小說裡,都還未能跨越這荒漠的邊緣,看看,在那之外,是否還有叢野可以獵狩。
薩拉馬戈把這部小說的微光,交給上天。但是,上天除了降下雨水,它沒有做任何事情。你不清楚這盲症什麼時候會結束,還會不會康復。而那個唯一的明眼人,由她所構成的光明世界,如風中之燭,隨時可滅。因此,我們走在一個價值全然崩解、希望不知道在何方的土地上,這麼悲哀,但那樣的悲哀你卻已經無法花多一點力氣去感受。

跟《瘟疫》的死亡比較起來,薩拉馬戈筆下的死亡更不希罕,更像一個什麼樣的,對人類來說毫無價值可言的生物。死了,連埋葬都不必,曝屍街頭,任荒狗撕咬啃噬。《盲目》裡面沒有狂歡沒有笑聲,失去一種最單純的東西,恰恰也叫做「生活」。這個世界遠比「瘟疫之城」還要殘暴,至少,在圍城裡面,人們依舊出入餐廳,盛裝打扮在鬱悶的空氣裡啜飲咖啡,把握不知道何時會結束的餘生,盡情戀愛、狂歡,或者想盡辦法要逃出此城。在《瘟疫》裡面,我們看到的是監禁之外的城市生活,每一個在城市裡遊走的人群,可能都會遭遇被隔離,然後死亡的命運。但畢竟,卡繆沒有帶我們去看被隔離在醫院、學校裡面的人們,過著什麼樣的日子,他將這種對於存在的不安、惶惑、恐懼,藉由監禁外部的生活,烘托出來。

《盲目》還沒有寫成之前,《瘟疫》曾經深深撼動過我。但薩拉馬戈把「棄絕」這個東西推得更遠、更為徹底。被遺棄的不只是監獄裡面的病人,被遺棄的是一整個上天之土,而同樣的,人們也遺棄了上帝,遺棄了那個我們稱為「希望」的東西。活著,人想要活著沒有別的理由,單純的,生物的本能。《盲目》只提到如此的生,不如死,但每個人還是盡力維持肉身的運作;《瘟疫》裡也沒提到「想死」這種念頭,彷彿在最荒亂、最為困難的時代,花力氣去想著「生」或「死」,倒不如拿那些力氣去找吃的,或者把握光陰用力浪費。

兩部作品都不約而同提到「宗教信仰」。縱使卡繆的教士跟其他人一樣皆逃不過瘟疫,但作家並沒有讓宗教信仰在這本書裡潰解,他頂多只是質疑祂。薩拉馬戈沒有花太多力氣去討論這個問題,依照整部作品的邏輯,「找吃的」是首要之務;但作家告訴我們,在這樣的世界裡,如果我們以為,人們對於上帝完全不帶任何希望,那就錯了。他為我們展示了信仰崩潰最為徹底的一幕:在一所教堂裡,人們躺著坐著擠滿在這個接近上帝最近之處,或許他們心中還在祈禱,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當明眼女人進入這個教堂,她以為她瘋了:「醫生的太太對丈夫說:你不會相信我看到了什麼,這教堂裡所有繪畫或雕刻的人和動物眼睛都矇住了。」(p270)這個訊息一被證實,所有的人全都尖叫向外驚慌湧出。

神,連自己的眼睛都保不住了,何況我們人的呢?

薩拉馬戈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人們選擇教堂棲居,但如果你知道,那已經是四處空屋,睡在這裡或那裡都沒有太大差異的城市,而教堂卻還擠得連歇腳的地方都沒留一吋,除了對過往的信仰祈求一點神蹟之外,我們找不到其他的理由。

如此殘酷的盲目之國,薩拉馬戈卻用一種極度的溫柔、理解與偶爾浮現的同情語調敘述。那個不知道為什麼逃過這一劫的女人,醫生的太太,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盲眼之人--起先她這樣做是為了丈夫,但後來她這樣做,是因為她是這些身旁同伴唯一的希望。你可以說她別無選擇,但是,她這樣做,薩拉馬戈無疑是透過她,皆示了一樣在這個荒漠裡希罕而珍貴的東西--人性的高貴。這樣東西,使得作為一個人,能夠跟野獸嚴格的區分開來。在《盲目》中,我們透過這個女人眼睛,進入她的內心,但在《瘟疫》裡,我們看不到記事者的內在,只能經由他與他人的交談,外部行為,去理解這個醫生的一切作為。

我無意比較兩部作品的文學成就。但我想說,《瘟疫》讓我感受到的,掩卷嘆息的是一種「因為現實所以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悲哀,因為人為因素而造成無可選擇之境的悲哀;但《盲目》的悲哀幾乎是從一開始便無所不在,從非常的開始,人們就變得跟野獸沒有什麼不同。在這樣不斷的、疲憊的、累積的,毫無希望的悲哀中,居然還能夠在其中最高潮的一幕,讓筆下的角色、與讀者一同衝出「憤怒」如此耗費力氣的情緒,我不得不掩口驚呼:天,你為什麼要創造這樣一個殘酷的世界?

我沒辦法問薩拉馬戈,他為什麼創造了這樣的世界;正如同,當我們某天,也許,與一個這樣存在的盲目世界相遇之時,也無法問天:你為什麼造了這樣的一個世界,是一樣的道理。

與《盲目》非常接近,筆調更為冷靜克制的《瘟疫》也曾經爆出憤怒,對於如此命運的最大怒意--兩部作品怒意的來源,恰好都是一致的。

那是什麼?在我心底有個答案,而我等待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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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棄絕的--「瘟疫之城」與「盲目之國」  沙浮貓 (2003-02-17 23:35)
 Re:里斯本圍城史 草頭黃 (2003-02-18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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