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默農與他的「馬戈探長」 文／吳錫德（淡江法文系副教授）
| 提起二十世紀的法語作家，幾乎沒人敢忽視西默農（Georges Simenon, 1903－1989）的成就及他所創造的風潮。他一輩子真是何止著作等身；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寫作到一九八一年封筆，六○年當中一共寫出了至少四○六部作品！總銷售總量超過五億五千萬本。單單在法國就賣出了至少一億本。有一段時間在法國書店中，每賣五冊書就有一本是西默農的作品！他作品中約有二○○部被譯成一百餘種文字發行。這尚且未包括五十六部由小說改編的電影（截至一九九五年止）！這些偵探味十足的社會寫實小說對於早期法國的電影發展極具關鍵作用。這樣的作家早已超出「通俗小說作家」的範疇。他既寫偵探小說，又寫社會寫實小說，且還是寫作「心理偵探小說」的鼻祖。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展露頭角，創作最高峰一年內可以寫出四十本作品（1929）。因此，如果不眠不休，平均七至九天便能交出一本書！說他是「小說製造者」亦不為過！一九二七年初，一家報團的老闆梅勒（Eugeène Merle）以重金邀他在大街上，將自己關在一個特製的透明櫥窗內，於廿四小時或二天的功夫寫就一本小說。西默農當場答應，只是事後並未實現。但卻平添了許多有關他的傳奇色彩！
若說他是二十世紀最多產的作家，絕對也實至名歸。連十九世紀的紀錄保持人巴爾札克（H. de Balzac, 1799-1850），都瞠乎其後（巴氏一生寫了九十一部小說）。然而他的作品又絕非廉價的便宜貨色。法國當代小說家兼劇作家埃梅（Marcel Aymé, 1902-1967）就絲毫不掩飾地說過，西默農是他最喜愛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絕不致令人厭煩。又說他是「不拖泥帶水的巴爾札克」。事實上，巴爾札克絕對是西默農創作生涯中心儀的對象。一九五五年他接受訪談時說自己是一名「人物蒐集者」（un collectionneur d'hommes）。評論家們也常引述巴爾札克在《人間喜劇》的一段名言：「小說的人物可以是街頭上的張三李四，但絕對是這個人物自己！」來印證兩人之間共通之處。唯一明顯不同的是西默農在世時，即已是名利雙收的國際大作家，而且他也不是法國人，而是比利時人！一九五二年獲選為比利時皇家法語暨法語文學學院院士。 西默農出生於比利時的列日（Liège）市，父親是保險公司的會計。母親有荷蘭及德國血統，因其父經商失敗而當起店員。婚後持家嚴峻，育有二子，西默農為家中老大，但母子關係極為緊繃。他七十一歲那年還出了一本《給母親的信》（Lettre à ma mère, 1974），數落他對母親調教的不滿。部份原因應是西默農本身就是一個我行我素，放蕩不羈的孩子。十三歲即與大他三歲的少女有染，一生桃色事件不斷。不過，他很早就在學校裡展露文學才華，為老師們所激賞。第一次大戰爆發後，他隨即放棄學業，成了中輟生並當起糕餅店和書店學徒。十六歲那年幸運地進入《列日日報》（Gazette de Liège）當新聞記者，專跑社會新聞（主要原因是許多記者都已戰死沙場）。四年後（一九二二年）決心到巴黎闖蕩，並全心投入文學創作。他先一面當差做秘書工作，一面用各種筆名發表連載小說和短篇小說。幸運之神再度眷顧他，一九二三年他結識了當時巴黎最具文藝影響的名女作家科萊特（S. G. Coletté, 1873-1954），她的先生還是《巴黎晨報 》的老闆。有了這層「關係」，加上西默農完全能聽進她的建議，他的作品也就到處暢行無阻。到了一九三○年他已寫了上百部短篇作品，成了文壇超級新秀。不過，這些作品大致皆是出版社所預約量製的通俗小說：輕薄小說、言情小說及冒險小說。 西默農一生除心儀巴爾札克外，也大量閱讀當時暢銷的通俗作家如大仲馬（A. Dumas）、狄更斯（M. Dickens）、康拉德（J. Conrad）等。而在偵探小說的創作方面，顯然受美國詩人兼偵探小說之父愛倫坡（E. Allan Poe, 1809-1849）的影響甚鉅。愛氏曾以巴黎為背景，於一八四一年發表了一本據信是偵探小說新聲的名著《莫格街雙屍謀殺案》。西默農的偵探故事尤其是遵循愛氏所主張的「模擬辦案法」。而他閱人無數，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深刻觀察應歸功於新聞記者的「快筆」，以及報導社會新聞的敏銳觀察。 由於已擁有可觀收入，便在巴黎過起名流的生活，並結識畫家畢卡索等人。之後，還購買了一艘遊艇，與妻子與女廚一同漫遊在法國各地的運河及水道，尋求創作體裁與靈感。一九三一年，他決定開創新的書寫 －－偵探小說，以本名發表了《拉脫維亞人彼得》（Pietr-le-Letton），並創造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主角「馬戈探長」（le Commissaire Maigret）。根據統計，他一生中一共寫了七十六部（1931-1972）以「馬戈探長」為主角的偵探作品。而他也因「馬戈探長」而揚名立萬。這位說法語的探長就像英語世界裏柯南•道爾（A. Conon Doyle, 1859－1930）筆下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甚至比《東方快車謀殺案》作者克莉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筆下的比利時探長「白羅」（Poirot）更響鐺鐺。〈謀殺專門店〉系列叢書主編詹宏志說，馬戈探長是福爾摩斯之外，歐洲讀者最家喻戶曉的神探角色。又說，西默農的「馬戈探長」重振了法國偵探小說的傳統！
西默農寫活了「馬戈探長」，於一九三○至三四年間，這號人物可說橫掃了法語文壇，而且三教九流、老少咸宜。究竟這位探長是什麼樣人物？他並非是個講求派頭、有教養、細緻且迷人的神探。相反的，只是個塊頭粗壯的小布爾喬亞（他的姓名音譯為「梅格雷」，實則是一種反諷的用法，因為它的發音在法文裡是「瘦仔」之意），性情粗暴、外表笨拙遲鈍，嘴巴永遠不離煙斗，還娶了一位持家有方的主婦為妻。總之，他絕非是位超人，辦案往往靠來自靈光一閃的直覺；判斷也會出錯，最後在一次探案中身亡。正是這種「反英雄」的角色擄獲大眾認同。 西默農有不同的注意力，他對犯罪者與犯罪環境的興趣，遠比對偵探的推理能力高得多。他筆下的馬戈探長，並不著重在推理能力，而是經常思考犯罪者動機與心情的警探。整個案情的進行，其實就是探長與犯罪者心理逐步相通的過程。（詹宏志語） 西默農有一回自曝其寫作的「步術」：每回創作新的「馬戈探長」小說之前，它總要到某個地方散步，感受那裡的氛圍。然後便等待下筆的機會。接下來便以每天一章的速度寫作，號稱每寫一本書體重就要減輕三公斤。但開始寫作前，他往往不知道犯罪者是誰。西默農相信任何人都會犯罪的。人無時無刻都在尋找自由（出口），整個犯罪故事就是人越來越認清自我的過程。犯罪只是一場失敗的逃脫！這便是犯罪故事的實體。而一旦當事人露出些微的破綻，馬戈探長便獲勝了！但他也相信並沒有真正想犯罪的人；兇手也不是卑劣的罪犯，他（她）只是個脆弱的人，一心只想跳脫出困境。西默農經常以普通百姓為主角，將他（她）置於一個非常事變的窘境中，或處於一種雜亂不可收拾的局面，然後看他（她）如何反應、如何舉動。他認為受窘的人往往會做出種種意想不到的事。馬戈探長的工作就是利用抽絲剝繭的方式，直搗嫌疑對象的內心深處。而他的主要武器便是「同情」。他堅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真相，必須把這個真相放在確定的材料中……。人之所以犯罪，通常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評論家指出，「馬戈探長」之所以如此活脫鮮明又討喜，在於他本身就自成一個世界；他利用職務牽引情節，好讓外在的幻象逐一消失；同時，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他與作家合而為一，成了作家的替身……。也因此，他才被尊封為「心理偵探小說」之父。西默農的人物貼近讀者應是一項極關鍵的因素。在他小說裡盡是些小人物的世界，他描寫他（她）們的平庸狹隘的生活，描繪他（她）們的犯罪心理及行為。這些人在經歷一番掙扎與扯謊後，又往往「主動」和盤承認所有的罪愆。這種人性化的呈現也是其他「鬥智」型推理小說所闕如。此外，西氏也擅於製造「氛圍」（ l'atomosphère），以源源不絕的社會犯罪新聞為題材，以生花妙筆、心理陳述，緊緊地扣住焦點、懾服人心。 西默農筆下的探長，社會階層與性格習慣明白昭然；豈只如此，西默農筆下的每一人（犯人、證人、路人）莫不如此。這是西默農小說的最大特色，他的角度、他的場景、他的天氣和他的食物，通常是真實的。你嗅得到氣味，感覺得到那個生活的社會，像從前的巴爾札克那樣 －－他不要它的探長有方法（像福爾摩斯那樣，放大鏡加上數學般的推理），他要他有人性。（詹宏志語）
西默農的另一項成功之處便是他契合時代需要，並掌握這項需求。文學史家 們已注意到，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精銳盡失、人才凋零，社會更早已支離破碎，一向講求精緻典雅的布爾喬亞文學不僅趨於沒落，更乏人問津。另一方面， 以無產階級為寫作背景的「普羅」文學又不成氣候，亦引發不起共鳴。因此，在人人想探問未來的新世紀裡，「報導文學」成了新寵，至少在文學的概念裡是如 此。此時，也正有許多傑出的新聞記者與外交官投身創作。在這種風格取向與偏好之下，於一九二九年興起了一股新的文學風氣：「大眾文學」（la littérature populiste）。這種主張描寫民眾生活的文學流派，雖然題材、對象選擇了眾生百姓， 寫作者卻還是那些能夠舞文弄墨的書香人士。不過，它卻擴大了社會認同，也迎合大眾文化的興起及其趣味。 布景與氣氛中這種潛在的「大眾主義」（譬如：咖啡館、汙穢的旅館、破損的街道、貧困的街區等等），對許多作家而言（如西默農、塞利納、沙特等），旨在強調他們書中主角所處的卑微與不定。（E. Tonnet-Lacroix語） 西默農生性漂泊，一生住過比利時、法國、德國，還深入非洲大陸，流寓北美洲（因其第二次大戰期間保持「中立」的立場受到質疑，而選擇舉家暫時脫離歐陸，並在那兒結束第一次婚姻，與加拿大籍的秘書成婚），最後又回頭定居瑞士。此外，他白手起家，見識廣博，自然容易體現市井生活及其夢想。少年有成，且名利雙收，又懂得過活（savoir-vivre），寫起資產階級來，也是活靈活現，甚至還被視為「資產階級代言人」！ 總之，稱西默農為一位「天生的小說家」，應是極合情理之事。一位文學史專家指出：「他的作品儘管忽視文筆，卻顯示他擁有構想和使之栩栩如生的才華，以及具有如同戶籍簿掌握每個人物特徵的才能，這兩種才能是真正小說家的稟賦。」（Jacques Brenner語）。這位在二次大戰前獨領法語文壇風騷的大眾作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最大意義應是：迎合社會並另闢文學新徑。也因此贏得許多同代經典作家如莫里亞克和馬爾侯等人的折服與欽羨。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更誇譽他「是最偉大的小說家，在文學世界裡最貨真價實的小說家」。一九三五年，他在創作上出現瓶頸，並與出版東家伽里瑪（Gallimard）出現不少嫌隙。有一回他在出版社撞見紀德，後者當場表示傾佩之意，隨後倆人相談甚歡，並保持通信。紀得還建議西默農寫一些更「實在」的東西。西默農也聽從這位當時法國文壇祭酒的建言，寫出一本童年自傳小說《家譜》（Pedigree, 1948）。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寫給西默農的信函中，紀德寫道 ： 您自稱是一介大眾作家，但您並非只對成千上萬的讀者而寫。您書中的一切題材，甚至您所觸及的那些細微的心理問題。在在都是針對最愛挑剔的行家而寫！ 這樣的頌詞與溢美，固然令西默農當之有愧，也令許多人士眼紅。但任誰也不能否認西氏對於當代法語及世界文壇的影響。對於以寫偵探小說做為晉身小說家這一行業的西默農而言，卻是極大的鼓舞。西默農曾說過：「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需要寫。〔…〕小說家就如同一個工匠，他天天寫作，就像工匠天天幹活一樣。」事實上，除偵探小說與犯罪小說外（有評論家指出，他的作品是一種「犯罪浪漫主義」的圭臬），他也寫了不少頗有深度的社會寫實小說。一九七二年因健康惡化，他公開宣佈停止創作，但卻還是透過錄音發表二十餘冊《口述集》 （Dictées, 1975-1981）。但卻未獲得太多正面迴響。一九七八年，他年僅廿五歲的愛女瑪麗瓊（Marie-Jo），因遺傳自其母親（西氏第二任妻子）的精神錯亂病症，嚴重戀父，而舉槍自盡。老年喪女，對他打擊甚大。一生寫盡無數偵探小說的他，晚年卻反成了報端社會新聞的主角！真是有點造化捉弄人！ 一九八一年他寫出最後遺作《內心記憶》（Mémoire intime）將他文學創作以及漂蕩的一生做了個總結。同年十月，還上了法國最高收視率的電視讀書節目「書藝談」（Apostrophes），做了一場公開的告別式。從此便徹底退出文壇，終老瑞士洛桑寓所。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傳出死訊，媒體與世界文壇所傷感的是那位一生熱愛生命，永遠樂觀，聰明平穩，冷靜又富同情心的「馬戈探長」，從此含笑九泉！ （二○○三年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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