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碑和博物館（下）

有了「德國」和「猶太人」兩個詞彙作為提示，讓我們來試試看能夠讀出些甚麼。這座博物館的建築是由緊臨的舊館和新館所組成。舊館是巴洛克時期的建築物，原為柏林市立博物館，新館完成後已被移作服務空間；新館是目前博物館的主體，地下及地面各層是展示空間，最頂層是辦公空間。

新館本身沒有對外入口，遊客得經由舊館下到地下層，再走一小段廊道才能抵達。關於這種由地下進入博物館的入口設計，建築師 Daniel Libeskind 解釋它保留了新、舊建築物「表面上矛盾地自主，同時又在深層上結合在一起」的關係，兩者間的交流「刻劃出柏林和它的猶太人之間的共同負擔──它是無法撐持、無法測度，也無法分享的」。評論家 Michael Spens 則引用德國詩人海涅追悼猶太友人的書札：「我們步入雙唇緊封的墳墓──眼睛的語言便即失去。對於那些後來者……我們寫下的證言將會是無法解譯的象形文字。」[註2] 更為貼切地點出它潛含的詩意。經過這層空間轉換，接下來在主空間裡貫串各樓層的大階梯所帶來的上昇效果，也更顯得戲劇性。

一旦進入後，在起點處有三條路可以選擇：延續之軸、大屠殺之軸和流亡之軸。三條軸線的寓意不難理解。延續之軸是博物館的主要展示空間，它是一個不規則彎折的線狀空間。Libeskind 把他的設計案稱為「線與線之間」(Between the Lines)；據他解釋，這個設計裡涉及了兩條思考、組織和關係的路線──一條是直線，但是斷裂成許多碎片；另一條是痛苦的線，曲曲折折，但是無止盡的綿延下去。這兩條線形成各種「辯證」關係。且撇開理論不談，只看外貌 [註3]。從配置圖和平面圖來看，曲折的實線確實又被疊上一條筆直的虛線。但這種組織關係不太可能體會得出來，遊客所能感受到的，實線就是散亂的展示空間，虛線是夾雜其間的六個大挑空。

另外兩條軸線則代表設計者對德國猶太文化與歷史的空間詮釋。大屠殺之軸通往「大屠殺之塔」。從平面圖來看，廊道和塔構成一個鐵鎚，儘管官方文獻上並沒有明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它可能暗喻納粹對猶太人的壓迫。塔本身是一個高聳的封閉空間。流亡之軸通往「流亡與遷徙之園」，它是一個由四十九根斜柱所組成的庭園，柱子佔滿了大部分面積，所餘空間僅容人在柱間穿梭。兩者都提供了相當獨特的建築經驗。

不論從外部或從內部來看，從建築整體（例如平面及量體配置）或從細部構件（例如梁柱及開口），它帶給人的感覺都是不規則、曲折、破碎和斷裂。投射在二十世紀歷史這個背景上，觀看者即使不能確知每個符號真正的意義，也不難體會它所想傳達的訊息。

解構建築通常會被設計者賦予許多符號意義（有時候可以聽得懂，但多半讓人聽不懂），紀念性建築通常更是會被賦予許多象徵意義（多半是乾癟的浮泛概念，只能形諸文字，但卻難以真正感受到）。既然這幢建築兼具兩種身分，可以想見它會有多到讓人無法處理的大量「意義」。

關於它的平面，建築師 Libeskind 解釋是從扭曲的「大衛之星」而來；這是源於納粹時期猶太人被強迫配戴黃色的大衛之星徽章，以資識別和控制。至於那些支離破碎的開口，則是 Libeskind 在柏林地圖上標出的歷史上的猶太文化據點，再把點連成線畫出的分布圖（他稱之為「非理性矩陣」）。據說 Libeskind 找出了六十個地點，由此構成的窗戶超過一千個，其中只有五個是相同的。我們很難說這些意義到底有多重要，以及可以做多大的發揮。畢竟，除非看圖面，否則根本看不到建築物的平面全局；至於窗戶，恐怕也沒人能指出這是誰的沙龍，而那又是誰的書房。（這些設計概念的說詞，有時也不可太過當真，讀者只要稍微注意便會發現，最頂層的開窗特別多而且分布均勻。原因無他，這一層是辦公空間，需要足夠的採光。）它們最主要的目的，終歸是構成並且強化我們對整幢建築的印象。說得更通俗點就是：窗戶開成這樣就是很配，換成別的形狀都不適合，而且也想不出它還能變成甚麼模樣。

就像立體派或印象派的繪畫，這些（一度曾是的）前衛藝術所援引、用來開山立派的理論基礎其實都頗為可疑，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創作出好的作品。藝術欣賞主要訴諸感性，過度解釋反屬多餘。譬如在這個設計案裡，四十九根斜柱，柱中栽著植物，其中一根柱子所填的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泥土：這個空間本身就具有迷人的詩意。如果還要再加上「四十八根柱子裝的是柏林的泥土，代表1948，以色列建國之年。中央的一根柱子是耶路撒冷的泥土，代表柏林本身」，這種政治性太濃的解釋，反倒顯得殺風景。

同樣地，猶太博物館的意義也得放在博物館建築的發展脈絡來看，才能更清楚地顯現出來。長期以來，博物館設計一向非常注重機能需求，像是良好、舒適的展示空間，明確、妥善的動線規劃，嚴密控制的物理環境（採光、空調、溫濕度等），空間運用上的彈性（得考慮展品的擴充、更換，或是容納各類主題展的可能）。觀念上，展出內容是主，建築物扮演的是中性的、服務的角色，喧賓奪主已經很要不得了，更忌諱的是連最基本的服務機能都沒處理好。如果用傳統觀點來評價猶太博物館，它的設計敗筆簡直多得不可勝數。空間的利用效率和使用彈性都很低；觀賞動線或服務動線都不清楚；室內、室外的聯繫很薄弱；現代博物館應具備的輔助空間，如演講廳、圖書室，也付之闕如。

然而這個設計案所著重的恰恰不在這裡。建築物在這裡，最重要的就是，它本身即是一項宣告。曾經出現而如今已失去的東西太多太多，展品只是零零落落的殘骸，不足以述說一個完整的故事──更不用說有些故事是無法以有形的物體說出的。於是，建築物必須擔負這項任務；在這裡，它是為了它的意義而存在，不是為了用途。譬如有評者指出入口的三條軸線造成動線混亂，對於一般博物館，這是很中肯的批評。但是反過來看，我們怎能將德國猶太人數百年的歷史，用一條清晰、明確的動線貫串起來？即使真的辦得到（亦即可以說成一個簡明易懂的故事），那可會是我們想要的？

在原始設計案中，Libeskind 塞進了更多東西。原先的規劃案裡，在戶外有叫做「奧林匹亞的機械庭園」的動態展示空間，有兒童遊憩設施、行人步道，乃至停車場；室內空間更複雜多樣，也的確有演講廳和圖書室，演講廳還能轉變成實驗劇場。相較之下，最後完成的作品雖然機能上更簡單，但它的空間也更深刻、動人。
要知道 Libeskind 走得有多遠，只消和美國的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比一比就可以明白。後者是一個技巧熟練的作品，它可以順利完成任務，但也不會讓人留下多少印象。

我希望上述這兩個例子能夠說明，建築除了實體之外，還另外具有難以言宣的神祕品質。它是圖面上看不到的。拿著同樣的材料來搭建，或許這幢能有，另外一幢便沒有這種品質。從外貌來看，這兩個案例真是分處兩極；拿文字來比喻，一個像是簡單的佛偈，另一個則是浩大的哲學論述。然而，它們所提供的建築經驗卻在更深的層次上有著共通之處，模模糊糊之中，似乎敲響了同一根心弦。歷代的建築大師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所追求的，正是這種「不可說」的建築品質。

相關網站：

美國越戰將士紀念碑：
http://www.nps.gov/vive/home.htm

愛滋病紀念織毯：
http://www.aidsquilt.org/

美國新英格蘭納粹大屠殺紀念碑：
http://www.nehm.com/

納粹時期的黃色大衛之星徽章：
http://www.us-israel.org/jsource/Holocaust/badges.html

美國的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http://www.ushmm.org/museum/a_and_a/

柏林猶太博物館, Jewish Museum Berlin:
http://www.jmberlin.de/

建築師 Libeskin 的設計說明:
http://www.daniel-libeskind.com/projects/pro.html?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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