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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可樂 「政治」究竟是啥玩意？一般人的印象總是骯髒齷齪、權力鬥爭這些黑暗面的表現，但「政治」的出發本意卻是為了社會的良善秩序而設，只可惜涉及資源分配一事，自私自利的人性陰暗面都會一一浮上抬面，到最後，「政治」的設計只得在重重防範、層層約束或說穿了就是不信任「人性」的情況下，透過重重的防範設計來達到社會正義的實現。早在希臘雅典的蘇格拉底、柏拉圖時起，「政治」的面貌就開始被歸類、分析，無論是君主、集權、寡頭、民主或是暴民政治，各有各的運作邏輯、各有各的利弊得失，即便到了今日，自由主義被全面接受、「民主」一詞被朗朗上口，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口頭上的「一切為民」，骨子裡的運作往往又是另一回事。於是關鍵就在於制度的設計與運作，該如何才能落實「一切為民」？君主統治可以達成良序社會，但一線之隔就是暴君獨裁，於是人們覺得依賴某個領袖太不可靠，希望由人民來當家做主，但換個角度說，「民主」也可能演變為「暴民」，納粹的上台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我們就像走在鋼索上，即便再完美的制度，都是人所創、人所用，只要一不小心失衡、踏錯了步伐、錯判了情勢，都難免要出岔子。 也因此自由民主的設計不是全然沒有問題，共產主義也不盡然毫無價值可言。一個良序社會的運作，還是要靠全面性的思索、配套、修正、改善。羅爾斯擔憂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追求私利的運作邏輯恐怕戕害了社會的分配正義，才陸續提出了《正義論》及《作為公平的正義》；施密特則看到了他所處的威瑪共和時期，飽受議會多元分裂之苦的失序社會，因而點出了自由主義運作的缺失。台灣目前或許還不到威瑪共和時小黨林立、分裂倒閣、秩序大亂的地步，但少數執政也是事實，我們正站在隨時傾斜的鋼索上，更需要了解這中間制度面的運作問題所在，該如何在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在政黨、人民、民意代表之間，找出一條不偏斜的運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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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司法中有關制衡的歸劃及設定」摘錄相關內容 司法審查：經常被忽略的一環（摘自《政治啥玩意》） 事實上，不論是內閣制或總統制的國家，雖然一般學者都把觀察其制衡設計的焦點，放在行政與立法機關的互相牽制上頭，但「司法獨立」或者「法律至上」的觀點無論如何都是此種制衡能否達成的前提。其原因是：由於制衡設計本身就是一個法律規定，因此如果政客們不守法的話，這些設計當然也就形同具文般沒有意義。從這裡我們便可以發現，法官正扮演著兩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第一，他們必須確保政客們都能夠遵守現行規範（雖然多數政客特別在面對可能不利自己的審判時，一定會高呼這是政治迫害）；第二，他們必須有效地去履行解釋憲法的神聖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司法機關擁有上述的制衡功能，但這種功能其實只有在兩個前提之下才能獲得最有效的發揮：首先是法官必須真正而嚴謹地獨立在政府或政治力之外。說正格的，這真是件難的不得了的目標。雖然所有的憲法都會明文規定，法官必須不受到黨派力量的影響，完全根據法律精神與理性來獨立審判；但問題是，這種獨立性該怎麼想辦法去達成呢？一般的做法是規定法官不得加入政黨或不得參與政治性活動，但是，由於政治取向根本就是一種心理活動，只要他們不說，又有誰能夠知道呢？更不要說幾乎所有政黨都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滲透進司法機關了。 其次則是所有黨派都必須尊重憲法與法律的崇高性。坦白說，這點更幾是根本做不到。當然，我們其實並不想抹黑所有的政治人物，但就像食肉性動物進行掠食一樣，想像一隻吃草的獅子也是挺怪的。正如我們所一再又一再強調的，擴張權力本來就是政客們的「本性」，因此曲解法律來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就成為他們常幹的事情。舉個例子來說，比如說當大法官會議（理論上是解釋憲法的最高機關，也就是他們說了就算）完成釋憲案後，其目的原本便是要解決若干因為憲法沒寫清楚所引發的衝突，不過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各黨各派一定會各自召開記者會，重新解釋一次大法官所解釋完畢的憲法問題；這真是個讓人絕倒（甚至昏倒）的景象，因為這種動作若非是不尊重大法官會議，就是不尊重人民的理解能力（認定大家看不懂大法官的解釋）。 再看看德國法學大師施密特的分析： 所有司法權的本質界限（摘自《憲法的守護者》） 司法權在維護憲法上的權限為何，以及在司法權領域中建立旨在確保、維護憲法之特別機構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另一個獨立而且更為深遠的議題。人們之所以在戰後沒有提出這個問題，而幾乎一面倒地緊盯著一種（由國事法院所行使之）司法性質的憲法保障，並在未加思索的情況下，便理所當然地在司法領域中尋求憲法守護者的現象，可以從幾種原因中獲得解釋。首先是出自於對法治國的抽象誤解。具體而言，它是把政治問題的司法解決當成是法治國概念的理念，但是卻也忽略了，把司法權擴及於或許不具司法本質的領域，只會讓司法權受到斲傷。因此，也就可能造成了我經常在憲法或國際法論述中所提到的，不僅是政治司法化、而甚至是司法政治化的結果。…… 舉例來說，有許多值得尊敬的學者就認為這種附屬性質的法院審查權是唯一符合法治國要求的方案，並且強烈反對特別設立一個國事法院的做法，因為這種特殊的法院不但必然會導致一般審查權的限制，而且把由全體司法官員所行使之分散控制，集中於單一機關之手，也會讓法院的控制權更容易受到政治的把持和影響。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普勞斯甚至將這種行使集中審查權的機關稱為「被派去當看守花園的山羊」」……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這種憲法立場之爭所涉及的只是「誰來判斷」也就是決斷的問題，而與司法審判權偽規範性無關。在現行的帝國憲法之下，根據具體的情況，帝國政府──即帝國總統加上具有副署權的帝國總理──或是帝國眾議院有權做成決定。在帝國眾議院實際上真的無法形成多數，也無法行使憲法所賦予帝國眾議院之職權時，法院也不得取而代之。如果我們以國事法院取代憲法上所規定的管轄機關，那麼法院就必須對所有可見的疑義和適用爭議做出決定，而且無法做成決議的國會多數、甚至是國會中的少數也可以對法院提出聲請，那麼國事法院就會成為在帝國議會、帝國總統與帝國政府之外的另一個政治性機關，而法院的「判決理由」也就只是為統治行為的做成或禁止，披上司法形式的外衣而已。而再怎麼樣竭盡心力地開脫，都不能阻止人們將這樣的法院視為政治部門的評價。因此，將重大憲法爭議與真正司法權限加以連結所必然會造成的困難與矛盾，在這裡也就清楚呈現出來。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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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國歌烏龍》之三 葉爾欽在 1992 年前後引進新國歌。他從葛令卡《為沙皇獻身》那部歌劇之中挑出《愛國者之歌》（描述俄國人如何反抗佔領克里姆林宮的波蘭軍隊）。它雖然名為「歌」卻沒有歌詞，而且旋律時而為大調，時而為小調，再加上曲勢起伏甚大，即使想唱也很難唱出來，於是葉爾欽時代的俄國國歌（1992-2000）純為演奏曲。俄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拿到金牌以後，只能像啞巴一般眼睜睜望著國旗在國歌伴奏下冉冉升起。 原本與葉爾欽情同父子的普京上台以後，走上與葉爾欽不同的路線。剛好此時俄國運動員大聲疾呼：「我們需要一首唱得出來的國歌」。再加上當初蘇聯引進新國歌時，蘇軍正朝著柏林的方向勝利進軍，而葉爾欽的國歌只會讓人想起俄國在他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甚至男性的平均壽命低於 65 歲）。於是普京不顧葉爾欽的拼死反對，把蘇聯國歌請了回來，委託原歌詞作者（已年過八十）填出以「上帝」取代「共產黨」的新詞，於2001 年 1 月 1 日午夜首度公開播出。現在附上俄羅斯「新」國歌首播時的錄音，其唱法實在有夠誇張！ 下面再附上一些不同的俄國國歌版本供大家參考： 帝俄時代錄音的 God Save the Tsar（1915）（似乎「多死人之音」） 俄羅斯的「新」國歌（民謠風的唱法，2003） 俄羅斯的「新」國歌（流行歌的唱法，2005） 俄羅斯的「新」國歌（搖滾樂的唱法，2005） 俄羅斯的「新」國歌（美國海軍軍樂隊的演奏，2001）（似乎味道不大對勁） 俄羅斯的「新」國歌（紅軍合唱團模仿蘇聯時代的唱法，2004） 俄羅斯的「新」國歌（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的短片） 但最好聽的演唱版似乎還是來自蘇聯時代，雖然它的歌詞實在有點「那個」。 完…… 相關連結：《俄國的國歌烏龍》之一、《俄國的國歌烏龍》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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